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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方向（第8页）

他坦言自己其实是“稀里糊涂就直博了”，对自己所学的经济学方向他也并不十分感兴趣，但当他谈起工作的意义时，很自然地援引了盛行于北方大学的家国理想/社会价值图式，提到自己做学术是为了“研究社会问题，为社会做贡献”。

通过事后激活相应的图式，冰倩和牛铭为他们的权宜之策维持了些许价值感。

显然，两种情形中，意义感在出路获得中扮演的角色截然不同。

在前一种“方向导引”情形中，意义感如灯塔般驱动和指引了对出路的选择；而在后一种“结果合理化”情形中，意义感则仅仅起到对已经形成的出路结果进行事后解释的作用。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发现是，行动者对文化图式的运用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有规律可循：不同成长背景出身的受访者似乎倾向于在择业中调用不同的图式，即各图式在不同亚群体的“工具箱”里的地位不同。

由图3可见，受访者呈现出明显的代内分化：不同家庭背景的个案点在图中三个主轴上的分布很不均匀。

为了进一步探索主轴之间的代内分化，我以被访者在三个图式上的得分相对大小，判别出每位被访者的主轴位置，并在表5中标识出每个主轴位置上的亚群体人数。

表5 受访者亚群体在不同主轴位置上的分布情况由表5可知，来自内陆地区、农民/劳工家庭出身、选择了体制内就业的受访者多集中在主轴A，而来自沿海地区、富有/中产家庭出身、择业体制外就业者则多分布在主轴B。

接近主轴C的占少数，但仍以沿海地区家境优越的大学生居多。

本研究无意于论证家庭背景决定着个体运用文化的方式，不过特定的社会环境的确可能使身处其中的人更容易接触到并激活某些特定的图式，从而影响他们对文化工具的使用。

诚然，上述浅显的观察还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但或许反映了当代名校大学生文化工具箱分化的某些特征：主轴A两端一者代表着“家”本位的传统文化，一者代表着“国”为先的集体主义精神，都是改革开放之前早已深入人心的文化图式，都将个体的意义纳入某一社会角色中；而主轴B和主轴C则均与改革开放之后才兴起的个体趣味/自我表达图式相联系，这说明作为“90后”新生代的大学生虽普遍熟识从父辈承袭而来的文化工具，但其中成长于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的优势群体，似乎能够更加自然和熟练地运用个体本位的文化图式去建构自己工作的意义。

他们的文化工具箱所制造出的矛盾，不再是“家庭责任”与“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而是“自我趣味”与“社会角色”之间的冲突。

换句话说，不同家境和地区的大学生所面对的意义感的纠结点可能存在分化。

优势的分化 上文已清晰表明，当我们真正走入行动者的意义世界，就发现他们对自身未来的谋划诚然是带有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其实远不限于对工具性利益的算计，意义感和价值信念同样占有一席之地。

甚至可以说，行动者所构建的价值信念是工具理性发挥作用的前置环节，因为工具理性指导下的目的-手段行动决定了实现目标的手段，而价值信念指引了目标的树立。

所以，本章力图抓住这个价值认知环节在被访者的生涯定向过程中浮现出的某种规律，以更加透彻地理解大学生毕业出路的产生机制。

如果说前文对于“目标掌控模式”和“直觉依赖模式”的区分建立了家庭背景和工具理性行动能力之间的关联，本研究则试图将价值理性的作用也纳入在解释框架里，即学生内化了什么样的价值信念，这些文化图式能否帮助学生树立起清晰的行动目的。

通过对目的-手段行动力和价值信念驱动力的综合，本研究在“目标掌控模式”和“直觉依赖模式”的二分类基础上得出了一个2×2的四分类模型，用以解释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学生获得毕业出路的四种机制：如图4所示，四个类别分布在由两个轴组成的象限里。

大体上，纵轴代表工具理性驱使之下利用手段达成目标的目的-手段行动力。

“目标掌控模式”与“直觉依赖模式”的主要分野即是在此。